英國之戰略核武: ?具發展演變與美國政策影響 英國之戰略核武 ?具發展演變與美國政策影響 鄭大誠 摘  要 在各國核武發展史上,除了彈頭之突破性發展外,?具的演進往往是人們所特別注意的對象。本文即以英國為例,探討其戰略核武?具演變與其受美國影響之歷程。在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後,英國以轟炸機遂行戰略轟炸之思維影響了核主導權及國防資源分配,也造成英國空軍與V式轟炸機在一九五○年代獨尊之局面。一九六○年代起情況開始轉變,海基彈道飛彈與潛艦由於其彈性及存活率較有人轟炸機為高,再加上其他客觀因素之配合,使得以其作為核嚇阻主導?具的時代來臨。一九六七年起「北極星」潛艦開始陸續服役,兩年後空軍正式將核嚇阻主導權交給海軍。但也自此時起,英國主要戰略核嚇阻?具必須由美國供給及協助。雖然在財政上可以節省研發費用,但也造成了受制於人之缺憾。一九九三年起,新一代戰略核嚇阻?具「三叉戟」系統開始在英軍服役。由於後冷戰時期核武之可能使用性越加減少,英國之核武彈藥庫儲量也降低到五強之末。未來英國核武將如何發展?值得關心歐洲軍事及核武發展的人們注意。 關鍵詞:英國核武?具、英美核武關係、戰略轟炸機、核子彈道飛彈潛艦、潛射彈道飛彈 序  論 核武的發展除了彈頭本身外,其?具之演進亦是不可忽視之一環。本文以英國為例,探討其核武?具發展與受美國影響之演變史。在本文中,所謂「?具」(delivery systems)乃指包括彈頭以外,有關構成核子能量之主要搭載物,包括航空器、船艦、飛彈以及其他可攜帶彈頭之裝備等。然而除了一九五○年代初期及目前之外,英國核武?具幾乎包括了陸海空三軍裝備。由於篇幅關係,本文探討中心將放在英國主要核武,亦即戰略型核武?具之演變史上。除了可以看出核主導權在英軍之間之遞嬗外,更可藉此看出英國對於美國技術依賴之加深。此種演變不僅鮮明地呈現了一個資源有限國家建軍之困難,還可以發現其處處受制於人的窘態。可見一國軍備要能自主與獨立,在各方面包括技術、戰略以及外交上都要能不受其他強權干預或影響,實在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由以往文獻內容為主,以時間為主軸說明研究課題,並提出個人闡述及分析。作者希望能藉此發揮拋磚引玉之效,並提供同樣倚重美國之我國建軍備戰的參考。 轟炸機擅場之時期 英國核武之發展可追溯自一九四○年初,當時英國挾其科技之進步,在美國「曼哈頓計畫」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之角色。一九五二年十月,英國即試爆了其首枚原子彈,成為繼美、蘇兩超強之後核子俱樂部第三位成員。一九五七年五月,英國試爆其首枚氫彈,正式掌握熱核能力。但相對於核武之早期發展,其?具卻由於資源有限而無法偏重。英國政府內閣國防委員會(Cabinet Defense Committee)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將?具(長程轟炸機)列為國防優先項目,不過仍未有積極作為。俟一九四九年前蘇聯試爆了其首枚原子彈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立後,英國政府才下定決心要以空軍為主要核武?具軍種,發展所謂V式轟炸機(V-bombers)。[1] 如同美國所特別成立的「戰略空軍指揮部」(Strategic Air Command, SAC)一樣,英國在一九五○年代也依賴「轟炸機指揮部」(Bomber Command)專責戰略空軍事宜。對英國來說,二次大戰後決定以轟炸機為?具攜行核子武器似乎是一個極為合理之發展。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承襲自一九三 居酒屋○年代以來,杜黑(Giulio Douhet)及特倫查得(Hugh Montague Trenchard)的空權至上概念影響;(二)彼時核武之稀少性以及飛彈之誤差過大使得在核武使用上必須以人力為主注重準確原則;[2](三)美國以轟炸機轟炸廣島與長崎之成功經驗使然。也因此,早期核武運用僅被視為空軍戰略轟炸的延伸,與其他軍種關係不大。 英國「轟炸機指揮部」最早的噴射轟炸機為「坎培拉式」(Canberra) 雙引擎輕型轟炸機,一九五一年成軍。「坎培拉式」轟炸機之部署至一九五四年達到高峰,彼時「轟炸機指揮部」內幾乎每個中隊均配有該式轟炸機,然而短程之「坎培拉式」難以肩負起戰略任務及角色之問題卻日益突顯。「轟炸機指揮部」後另以四百五十架「林肯式」(Lincoln)轟炸機作為主力,不過其航程與性能仍難以負擔戰略轟炸功能。該型機不僅無法到達前蘇聯國境,甚至也不能抵禦來自噴射戰鬥機之攻擊。美製B-29「華盛頓式」(Washington)轟炸機雖然也有輔助功能,但亦難盡符需求。[3]有鑑於此,早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空軍便提出了建造比當時在速度、高度及航程都先進二至三倍之轟炸機,亦即V式轟炸機建造計畫。[4]不過V式轟炸機一直要等到一九四九年才被內閣正式列入與建造原子彈同等優先之國防計畫。[5] 一般所稱之V式轟炸機並非指單一之機種,而是包括「勇士式」(Valiant)、「勝利者式」(Victor)以及「火神式」(Vulcan)三類以英文字母V開頭轟炸機的總稱。三者不僅外型、性能各異,連承製廠商都有所不同。當初為了因應空軍之需求,三家國防工業廠商維克(Vicker)、韓德列佩吉(Handley Page)以及埃弗洛(Avro)分別提出自己的設計計畫,而空軍評估的結果也認為三個方案均十分具有潛力,不過韓德列佩吉與埃弗洛的方案可能在時程上需要較多時間。在經過許多考慮之後,時由空軍元帥史列瑟爵士(John Slessor)所領導的「空軍委員會」(Air Council)決定同時向三家廠商採購。此手筆之大,在英國建軍史上尚不多見。維克所生產的「勇士式」以高優先方式先行製造,其他兩種設計則要求廠商盡快完成。其中埃弗洛生產的「火神式」機種最為先進,為一高性能四引擎之噴射戰鬥機,機體採用三角翼設計加快航速,其航程與酬載更是超過空軍以往之所有機種。不過韓德列佩吉的「勝利者式」亦不惶多讓,其半月形機翼設計亦是一項突破。 「轟炸機指揮部」作為英國之核嚇阻主導力量代表了數十億英鎊之投資。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首批核武「藍色多瑙河」(Blue Danube)正式交付空軍使用。一九五七年初,配載「藍色多瑙河」之「勇士式」轟炸機達成全面部署之目標。在英、美兩國核嚇阻合作之架構下,V式轟炸機肩負三重戰略任務:不但必須負責英國本身之攻擊目標,亦須配合美軍打擊計畫,最後還必須支援海外指揮部的作戰需求。由於當時空軍的核嚇阻目標均放在華沙集團城市與工業區,V式轟炸機也使得英國首次具有對前蘇聯相對嚇阻之能力。 平心而論,空軍當時能獲得相對多數之資源來發展V式轟炸機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歸因於在冷戰時期對於核嚇阻能量依賴之架構下,其戰略思維亦符合文人政府節約財政之考量(雖然事實上並未必如此)。在一九五○年代,英國三軍普遍認為未來如發生世界大戰,極有可能會使用到核子武器。但除了這個共識外,各軍種對於核武在戰爭中所扮演角色之輕重則有不同看法。空軍認為核 西裝外套武的毀滅性攻擊是具有決定性的,因此戰爭並不會太長即可產生戰略結果,國防資源應放在核嚇阻力量的建立上。但海軍卻認為在短暫的核武交換攻擊後,接下來的傳統戰,亦即「核後戰爭」(Broken-backed warfare)將會呈現持久戰型態。因此除了核嚇阻能量需要建立外,其他傳統武裝能量也需要強調。[6]相較於空軍與海軍之各執己見,陸軍則就較為沉默。重心放在歐陸戰場的陸軍在核子時代仍注重「作戰能力」(war-fighting)的建立,對於「嚇阻」的討論則就冷淡地多。[7]海、陸軍的看法對於英國內閣中的許多政治人物而言,實在沒有什麼說服力。困窘的財政已使得政府需要大幅減少國防支出,再加上美援已逐漸用完,內閣與國防部遂只好將國防主要重點放在核武嚇阻上,並無餘力發展海、陸軍所主張之傳統武備或「作戰能力」,包括海軍所期待之新式航艦上。財政的考量也注定了英國無法純以軍事角度論國防,海、陸軍的想法乃過於一廂情願。 針對各軍種間的紛爭與國家財政狀況,內閣於一九五二年的國防白皮書「全球戰略報告」內(Global Strategy Paper)作出結論,確認未來世界大戰將具有無比之強度,核武介入極不可避免。但一開始之核子攻擊僅可能持續數周,接著便是一段混亂時期。「核後戰爭」雖有可能,但英國政府無力對此段戰事提供積極準備。該白皮書除了批評海軍應多注重其「質」而非「量」的提升外,更進一?否定了海軍在核子戰爭中的地位,也拒絕了海軍提議以航艦運載攜行戰術型核武戰機之計畫;[8]一九五四年邱吉爾首相所特別成立的一個仲裁三軍紛爭的「史溫頓委員會」(Swinton Committee)更將海軍的地位打到了谷底。「史溫頓委員會」除了在報告內否定了海、陸軍在核子戰爭中的角色與任務之外,更建議要在一九五八年前將V式轟炸機擴充到二百四十架。雖然海軍部不斷地向內閣及國防部說明本身的立場,但美國一九四○年代有關航艦與轟炸機之爭的情況似乎又在英國重演,海軍的弱勢極為明顯。相較於此,空軍主張核武優先之立場由於切合文人政府當時之財政考量,因而使其成為當紅軍種。內閣除了同意戰略轟炸機計畫應列為最優先項目外,其他相關輔助計畫,包括提升戰略空軍雷達、通訊、以及準確度方案亦都獲得額外重視。在此種轟炸機獨擅之情況下,空軍更自滿地認為準確度若能不斷提升,戰略轟炸機仍可在未來十年獨立肩負核嚇阻任務。[9] 英國政府對於空軍轟炸機嚇阻力量之重視到了一九五○年代後期達到了頂點。時任國防大臣的山蒂斯(Duncan Sandys)一直認為轟炸機以及海岸巡邏機足以取代某些海軍傳統任務,不過海軍部卻也反駁若以航艦攜行海軍戰機遂行核嚇阻不僅較諸陸基之中程V式轟炸機更具部署彈性,其存活率亦會大幅提升。在海軍的不斷洗腦下,固執己見的山蒂斯雖然外表仍不為所動,但卻已逐漸思考獨賴空軍轟炸機之風險。[10]山蒂斯的改變反映在其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國防白皮書」(Defense White Paper)上,這部仍以財政考量為主要出發點的白皮書對於一九五○年代末英國三軍的建軍計畫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山蒂斯在報告及在國會答辯中均提到以彈道飛彈取代有人轟炸機作為主要核武?具之可能性,這自然引起了空軍極大的反彈。在主其事者改觀的情況下,國防部也開始認真研究海軍所提有關以海基彈道飛彈與潛艦取代轟炸機之方案。 當一九六○年代開始之時,「轟炸機指揮部」風光的地位已 室內設計開始走下坡,所佔國防預算比例由一九五○年代的百分之十降至六○年代的百分之二至四。[11]V式轟炸機的數量於一九六三及一九六四年時達到了一百八十架的最高點,曾攜行核子飛彈及彈頭包括有「藍色多瑙河」、「紅鬍」(Red Beard)、「黃日」(Yellow Sun)、「藍鋼」(Blue Steel)以及WE177型等等。除了早已在一九六四年即因金屬疲勞問題而退役的「勇士式」轟炸機外,「勝利者式」被改裝為加油機,並在一九六八年除役。一九六八年「轟炸機指揮部」正式解散,人員裝備併入「打擊指揮部」(Strike Command)。「火神式」轟炸機則在一九八二年除役,不過在「轟炸機指揮部」解散後也僅能在「北約戰略空軍指揮部」(SACEUR)當中擔任戰術而非戰略角色。空軍自從於一九六九年將核主導權交給海軍之後,值得重視的核武僅剩可配置在「火神式」、「美洲虎式」(Jaguar)以及「颶風式」(Tornado)戰機之戰術型WE177彈頭(B型),不過WE177彈頭也並非是空軍之專利,海軍的「海王式」(Sea King)、「彎刀式」(Scimitar)以及「海鷂式」(Sea Harrier)戰機也都配有WE177彈頭(A型)。WE177彈頭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正式除役後,英國空軍便再也沒有核武能量了。 「北極星」的崛起 二次大戰之後,英國皇家海軍在兵力結構上產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最早而言,水面下潛艦部隊由於只被視為僅有「獵殺獵人」(hunter-killers)功能,因此較諸海軍其他單位來說並不受重視。潛艦部隊在海軍內一直沒有專責之高司單位負責其事務,在海軍部內一級會議中也沒有席次,其事務僅由一「魚雷、反潛與水雷作戰處」(Directorate of Torpedo, Anti-submarine and Mine Warfare)概括負責。這種情況一直到一九五四年海軍創立了「水下作戰處」(Directorate of Undersurface Warfare)後才獲得改善。 不過相較於皇家空軍在此時的獨尊局面,一九五○年代可說是英國海軍的慘澹歲月。政治上的冷淡待遇使得海軍資源大為縮水,難以獨力承擔新式武備之研發。在美國已成功開發出續航能力長、噪音小、無須如柴電潛艦要時常浮出水面之核動力潛艦「鸚鵡螺」(Nautilus)號時,英國海軍仍無法就此有所突破,必須依靠美國之協助與設計方才擁有此類技術。不過在美國於一九四六年所通過之禁止與外國分享核武資訊及技術的「麥克馬洪法」(McMahon Act) 於一九五四年修正放寬限制前,英國並沒有辦法與聞這類之潛艦技術。就飛彈部分,英國海軍部也早就已經知道美國此時正在進行「北極星」(Polaris)海基彈道飛彈之研發計劃,而且的確對於這個兼具機動性與存活性的潛艦飛彈計畫頗為動心,但卻沒有足夠資源進行相關之研發。不過美國海軍在當時發展上卻同樣遭到國防部及空軍的阻力,伯克(Arleigh Burks)上將甚至沮喪地想要接受英國海軍部首席海軍大臣(First Sea Lord)蒙巴頓(Lord Louis Mountbatten)元帥的「微薄」協助。[12]伯克上將還說,如果英國也能與美國一樣部署同樣或類似的「北極星」系統的話,對於兩國之聯合作戰及規劃應相當具有幫助。[13] 在美國人的鼓動下,蒙巴頓元帥明白在預算拮据的情況下,內閣在財政上實難以支應額外的「北極星」海基彈道飛彈計劃。同時政府也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宣布「閃逝」(Blue Streak)中程陸基液態燃料推進彈道飛彈之建造計畫,「北極星」想要建案的難度頗高。不過海軍部卻也注意到「閃逝」飛彈也有種種問題:首先該?禮服洎蜈u原本就只是短期間填補主要核嚇阻?具空缺之方案,不足以做為新一代核武戰力,並不會影響預計在一九六○年代末才會完成的「北極星」飛彈計畫。其次,「閃逝」飛彈在持續評估發展後,其問題也逐漸浮現。該型飛彈不僅較已部署的「托爾神」(Thor)飛彈存活率更差,若要強化至少還要從國庫掏出六億英鎊。最後,在海基飛彈懷疑者,尤其是國防大臣山蒂斯與國防部首席科學顧問布朗卓特(Sir Frederick Brundrett)均已相繼離職的情況下,國防部在總參謀長蒙巴頓元帥的主導下已無其他重大反對力量。[14]基於以上之有利因素,海軍部便開始對內閣積極遊說「北極星」計畫。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英國內閣國防委員會決定停止「閃逝」飛彈計畫,「北極星」的建案更變得希望無窮。然而這並不代表「北極星」沒有其他競爭者,比方說空軍就很積極推銷美製「天電」(Skybolt)飛彈計畫。而且最重要的是,「北極星」計畫龐大的軍備支出可能也是政府難以消化的。不過英國政府卻在一九六○年十月間發現美國的「天電」飛彈計畫可能會告中斷,雖然空軍也緊急提出採購「潘朵拉」(Pandora)巡弋飛彈之備案,不過當時的國防大臣瓦金森(Harold Watkinson)卻已同意,如果「天電」計畫難產,英國政府即向美採購「北極星」計畫。 即使如此,「北極星」計畫仍然面臨重重挑戰。首先是英國財政的問題,「北極星」昂貴之採購計畫的確讓許多中立者甚至支持者望之卻?。尤有甚者,在各軍種分食日益縮小的國防預算配額下,海軍也不希望「北極星」計畫完全由其預算內支出,因為如此一來必然會大幅排擠艦隊之其他建案計畫。海軍部原本想以海、空軍分攤預算的方式向國防部請求預算分配,不過在內部評估認為空軍決不會接受的情況下,只好請國防部代為解決。但在國防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國防部也無法為無米之炊,只好向財政部請求特別預算補助。毫不意外地,財政部否決了國防部所請,並要求「北極星」計畫必須在原有之國防預算內支應。在無奈之下,國防大臣索尼克洛夫特(Peter Thorneycroft)才裁決「北極星」計畫以「嚇阻預算」(deterrent budget)名目由三軍平均分攤。[15] 其次是美國國內的問題,一開始英國並沒有獨立製造核動力潛艦之技術而需要美國協助,不過美國海軍卻不願意將當時十分先進的技術轉移給英國。美國核潛艦之父瑞寇佛(H. G. Rickover)少將就是最著名之反對者,後來才因為與蒙巴頓元帥的個人情誼才同意轉移。至於更敏感之飛彈部份,美國國內直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甘迺迪總統正式宣布停止「天電」飛彈計畫前,都有許多批評者反對提供英國較為先進的「北極星」飛彈系統。雖然美方知道英國對於新一代核嚇阻?具需求孔急,但亦擔心飛彈轉移後所造成的美英緊密關係形象或許會破壞美國拉攏法國的企圖,而且英國一旦擁有了先進「北極星」可能更會造成其核嚇阻力量之獨立性,不利於美國在歐洲的政治佈局,因此美方僅提出供應英國「獵犬」(Hound Dog)空射飛彈之取代方案。[16]最後又還是在麥克米倫(Macmillan)首相動之以情,使甘迺迪總統知悉一旦該建案不成,麥克米倫會因為英國嚇阻力量空缺而遭遇政治危機的情況下,才獲得了美方對於「北極星」採購計畫之最終同意。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美、英兩國終於在巴哈馬首都拿索(Nassau)的會議上對「北極星」採購計畫作出決定:英國將向美方採購四艘潛艦?術後面膜珨搕均u北極星」A3型彈道飛彈,並保留另一艘的空間。[17]不過英國卻也必須同意除了在其領土遭到極大威脅時,其核子能量須劃歸北約使用,攻擊目標配合北約作戰計畫,同時英國也被要求出借其聖湖區(Holy Loch)基地供美國使用。 一九六三年六月,美國政府針對「北極星」採購計畫而特別成立之「美國特別計畫辦公室」(American Special Projects Office )在倫敦成立,專責處理相關「北極星」飛彈之轉移與配裝事宜。「北極星」飛彈本身及制導系統由美國製造,估計英國約向美國採購了一百三十三枚飛彈,另有四十九枚供演習試射。[18]每艘潛艦最多可載十六枚「北極星」飛彈,射程約兩千五百海浬。彈頭則主要由英國製造,不過在美國的影響下,一般相信其與美製W58彈頭在構造與性能上十分相似。飛彈內之三枚彈頭每枚均約有二十萬噸當量的爆炸力,據估計英國大概一共生產了至少一百四十四枚彈頭。潛艦部分由英商協力承包,艦體約四百二十五公尺長,吃水七千五百噸,幾乎是「無畏級」(Dreadnought)艦的兩倍大,是當時英國最大之潛艦設計。首艘「北極星」潛艦「決心號」(Resolution)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下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正式執行戰略巡弋任務;第二艘「驅逐號」(Repulse)與第三艘「名望號」(Renown)號於一九六八年成軍;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第四艘「復仇號」(Revenge)完工。而就在半年前英國政府已經正式將核嚇阻之主要責任由空軍轉移到海軍,也正式開啟了「北極星」時代。 對於技術與資金都有相當困難的英國來說,「北極星」計畫後來被證明是頗具價值之投資計畫。由於「北極星」的研發費用大多由美方負擔,雖然英方仍所費不貲,但在時程及資金支出上都已較獨力生產獲得了相對經濟之效果。其建造費用約佔國內國防預算的百分之五、維持費僅耗國防預算之百分之二。[19]據估計至少節省了英方十億英鎊之支出。[20]在國際政治上,英國也因為「北極星」的服役而在北約的地位大幅提升,重振自一九六四年起因其傳統兵力數量被西德超過的低落影響力。不過以軍事戰術的角度來看,「北極星」系統並不大能完全符合戰區作戰之需求。由於「北極星」系統水下通訊能力欠佳,一旦作戰,指令恐難及時傳至潛艦,因此造成其在運用彈性及即時反應上有所缺憾。更重要的是以今日標準來說,飛彈性能亦有所不足。「北極星」攻擊目標必須限於較大之區域,如碼頭或機場等,也並沒有辦法達成「莫斯科標準」(Moscow Criterion),亦即穿透莫斯科「膠鞋」(Galosh)反飛彈系統的戰略目的。這因而使得英國「北極星」系統在北約作戰計畫上僅被列入預備角色。 為了提升「北極星」系統之能量,英國曾考慮向美國購買新型飛彈系統,即「海神」(Poseidon)作為因應。「海神」曾是美方所極力向英國海軍促銷之武備,其一般性能上尚令人滿意,可帶有十個以上之彈頭,不過彈頭所能攜帶當量僅有五萬,不僅較「北極星」A3型飛彈為低,甚至連射程也比不上,無法肩負起英國新一代核嚇阻能力之期待。最嚴重的缺點是「海神」早在一九七一年即開始在美軍服役,很可能在不久的未來就會被美國海軍除役。如果英國海軍採用的是美軍已除役之裝備,在維修層面及其他軍事合作上都可能會有不良的影響。[21]因此在評估後,英國政府於一九七三年正式放棄「海神」之採購案。 「海神」可以不買,然而「莫斯科標準」的困境仍必須解決。有鑑於此,英國遂開始考慮自力進行「北極星」升級計 澎湖民宿畫,也就是所謂「雪佛羚」(Chevaline)系統方案。「雪佛羚」飛彈系統由「山羚」(Antelope)飛彈承續而來,彈體包括有實彈與誘餌部分,每枚飛彈內有兩枚四萬噸當量之彈頭。以同時大區域穿透反飛彈防護網的方式,造成敵方攔截之措手不及。內部電子系統亦加以強化,以避免因其他彈頭爆炸而造成毀損。「雪佛羚」飛彈系統之建案自一九七二年美蘇簽署反飛彈條約時即已初步決定,於放棄「海神」後於一九七四年再予確認、正式進行。經過數年的研發,斥資十億英鎊,「雪佛羚」飛彈在一九八二年正式服役。也直到此時,英國才真正對前蘇聯具有反城市之戰略威脅。 「三叉戟」時代的來臨 隨著科技之進步,「北極星」/「雪佛羚」之毀滅性與穿透性在美國新一代武備發展下相形失色。美國在一九八二年將其最後一艘「北極星」級潛艦除役後,飛彈製造商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便考慮封閉其生產線。英國屆時很可能只能使用倉儲之舊飛彈,而彈體使用之固態燃料最多只有數年之保存期限。除了飛彈外,艦體本身也有困難。「北極星」潛艦預計服役年限為二十年,於六○年代末於英軍分別服役後,至八○年代末已面臨除役之問題。雖然在技術上將其延壽五年以上仍不成問題,不過老舊之艦體已開始產生噪音增大、維修期間加長以及其他修護成本遽增之問題,造成維持費之大量支出,軍事價值遞減。 雖然英國政府早自一九七九年即開始思考到「北極星」之取代問題,不過有鑑於建立新一代核嚇阻能量之敏感性,英國政府遂決定在完善的辯論及考慮前,暫不作出取代「北極星」之決定。相較於「北極星」購案決策時之隱密與被動,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對於新一代核嚇阻?具的未來發展,英國國內經歷了一場十分充分的辯論。 前外交大臣歐文(David Owen)認為英國長期以來欲以前蘇聯首都為主要核攻擊對象的「莫斯科標準」實誤導了內閣的決策方向。在一九八一年三月的一場國會辯論上,在主張英國應以「反兵力」而非「反城市」作為核攻擊對象的戰略指導下,歐文提出了要以巡弋飛彈取代「北極星」潛艦的想法。[22]歐文的意見獲得了其他反兵力之重量級人士,包括曾任國防部首席科學顧問朱克曼(Lord Solly Zuckerman)的支持,不過國防部卻認為巡弋飛彈當時準確性仍欠佳,且亞音速的速度過慢,造成其存活率較差。除了巡弋飛彈外,英國政府也曾考慮過未來是否可以自製彈道飛彈取代「北極星」。不過由於過去研發「雪佛羚」之經驗使然,自力研發顯然成本過高,時程與技術上風險都難以預料。國防部也有人提出將「北極星」延壽之計畫,不過也很快被放棄。原因是「北極星」即使延壽後仍可能由於艦體本身過老而不符經濟效益,其延壽成本亦僅比全新「三叉戟」潛艦低百分之四十,甚至更少。況且延壽後的「北極星」必須要能服役到二○一○年甚至以後,「北極星」能否有效執行核嚇阻到那個時候,很少人敢對此作保障。[23]在其他替代方案均有重大缺憾的情況下,「三叉戟」(Trident)計畫最後終於在評估後出線。如同「北極星」一樣,「三叉戟」系統亦因飛彈得名。基於以往「北極星」良好的運行經驗,「三叉戟」顯然頗為符合英軍需求:「三叉戟」自一九七九年起即在美軍服役,已是相當成熟的設計,沒有技術風險上的問題;未來亦預計可繼續在美軍服役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而在維修與供應上亦無顧慮。此外,每枚「三叉戟」飛彈內的彈頭均可獨立攻擊,能夠有效阻絕前蘇聯反飛彈攔截,穿透莫斯科的反飛彈系統 買屋網,符合新一代核嚇阻戰術層面之要求。 一旦決定要採購「三叉戟」飛彈後,剩下的就是對美交涉的問題。與採購「北極星」時的歷經艱辛相比,此次英國採購「三叉戟」的過程就順利地多。一九七○年代末期美國國內已不再認為英國要發展獨立核嚇阻能量會產生多大問題,同時也擔心一旦拒絕英國所請可能會使其在聖湖區的基地使用權不保,最後由於美國也需要英國採用「三叉戟」飛彈突破莫斯科的反飛彈系統,所以即使英國方面對於巡弋飛彈的準確度有所誤解,美方亦不願提出辯解,而傾向同意英國「三叉戟」購案。[24]在一九八○年一月美國國防部的報告公開對於此購案作出正面回應後,同年七月十五日英國國防大臣皮姆(Francis Pym)正式宣佈將採購美商洛克希德公司生產之「三叉戟」一型C4飛彈取代「北極星」。C4飛彈每枚可攜八個彈頭,每艘潛艦上最多可配有十六枚飛彈。仿「北極星」模式,除飛彈向美方購買外,艦體及彈頭本身都可在兩國合作下在英國生產。潛艦部份由維克斯造船公司(Vickers Shipbuilding)承接,預計生產四艘。以整體支出而言,「三叉戟」購案當時預計約耗四十五至六十億英鎊,經費來源仍然由三軍預算內支出,並無編列特別預算支應。經費百分之三十用於潛艦艦體;百分之十二用於飛彈;百分之十六用於武器系統;百分之十二用於彈頭設計及製造;其餘百分之三十則包括其他雜項。不過由於C4飛彈即將自美軍除役,國防大臣諾特(John Nott)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改稱英國將改採購「三叉戟」二型D5飛彈系統。 由C4改為D5飛彈系統之採購過程暴露了英國核武受制於人之窘狀。「三叉戟」採購變更之過程完全由是否仍在美軍服役決定,英國只能片面接受。除了必須額外支出五億英鎊外(英國因而無力再負擔第五艘「三叉戟」潛艦),且由於兩型之性能及攜行彈頭都不盡相同,因此英國還必須被迫改變新一代核嚇阻能力建案及規劃。舉例而言,就以採購四艘「三叉戟」潛艦、艦載十二枚「三叉戟」飛彈之情況來說(最多可載十六枚,但通常只攜帶四分之三),由每枚只能攜帶八個彈頭C4飛彈變更為可帶十四個彈頭D5飛彈就可造成總彈頭數由三百八十四枚增加到六百七十二枚。當然英國不可能配載如此眾多之核彈頭,但無疑地建案變更絕不是如當時柴契爾政府對外所說的內容並無重大變更,而是在整個部署及規劃上都需要重新擬議。 英國「三叉戟」潛艦亦稱為「前鋒級」(Vanguard)潛艦,艦體較美國「俄亥俄級」(Ohio)「三叉戟」潛艦來得小。艦載飛彈十六枚,亦比美國版所能攜帶的二十四枚為少。英國第一艘「三叉戟」潛艦「前鋒號」(Vanguard)於一九九二年五月五日下水;二十天後,首艘「北極星」潛艦「決心號」退役,象徵了英國核嚇阻之世代交接。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前鋒號」正式服役。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及一九九九年另外三艘「三叉戟」潛艦「勝利號」(Victorious)、「機警號」(Vigilant)以及「復仇號」(Vengeance)分別加入海軍服役。[25] 從「北極星」到「三叉戟」,英國的核嚇阻能量無疑地已經歷了一場巨大躍進。相對於「北極星」/「雪佛羚」強調防禦性第二擊報復功能,「三叉戟」系統則更顯出其主動性,事實上許多分析家均將視為攻擊性核子武器。此外,「北極星」也只能攻擊較大且未經強化之目標,「三叉戟」卻能運用其高度準確性與彈性攻擊較小且經強化之目標。再加上衛星系統之制導,射程長達六千五百海浬的「三叉戟」飛彈可達到圓周公算偏差值 (CEP)三百呎 房屋出租,並足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之摧毀能力。最後,以可摧毀目標數而言,四艘「北極星」平均只能摧毀三十二個,最多六十四個目標;「三叉戟」卻能平均摧毀六百七十二個目標,最多八百九十六個。[26] 結 論 從V式轟炸機到「北極星」、「雪佛羚」再到「三叉戟」,英國核武?具的發展除了可以看到主導權由空軍到海軍的轉變外,更可看出英國對於美國依賴的加深。此種依賴的強化是否對於該國具有正面大於負面之影響,則特別值得其他仰賴強權〈尤其是美國〉的國家自我評估與借鏡。英國做為一個衰落的帝國,財政上的拮据的確使得其政府難以負擔先進?具的研發。然而過去的經驗證明了即使有了美國的協助,核嚇阻能量之擁有與更新對英國來說仍是極為沉重的負擔。冷戰初期,英國在財政不佳、美援減少之情況下仍要發展核嚇阻能量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文人政府相信核嚇阻可以取代對於傳統兵力之依賴,[27]不過事實證明每年須耗去十分之一國防預算的V式轟炸機並沒有替英國節省到多少公帑。採用海基彈道飛彈做為主要戰略?具後,雖然英國政府認為與轟炸機比較起來,建造初期較為昂貴的潛艦與海基飛彈在服役後作業維持費會經濟許多。不過由於英國預算編列方式採分散制,牽涉部門與廠商眾多,實難以估算實際支出金額。以「三叉戟」計畫來說,英國政府原本以為約僅花費六十億英鎊即可,但成軍後才發現業已花費超過一百二十億英鎊,[28]這還不包括隱藏在其他項目之間接支出。可見就財政層面來說,英國的核武路走得並不算經濟。 其次,英國雖然一直想要發展出自身獨立之核武力量,也的確於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七年分別試爆了自己的原子彈與氫彈,不過由於本身資源的限制,在?具的發展上就難以達成此種目的。然而,英國想藉「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依賴美國技術的結果卻造成了本身在國際政治上的困窘性,一九六二年美國片面取消「天電」飛彈計畫就幾乎使得英國政府手足無措。如果麥克米倫首相沒有適時地取得美國對於「北極星」購案之同意的話,他的政府很可能就會遇到重大的政治挑戰。但即使如此,正如同一九四八年的基地協定一樣,「北極星」購案也與美軍駐紮「聖湖區」的條件相掛勾,這無疑地將會使得購案更加地複雜化。因為如此一來,除了財政上的考量,英國同意美軍駐紮的結果就得額外負擔戰時本土可能會被前蘇聯核武攻擊的風險,這也是許多批評家反對「北極星」購案掛勾的顧慮之一。 此外,相對於英國核主導權由空軍至海軍之轉移,陸軍則就顯得沉默地多。其原因約有以下數點:第一,冷戰時期英國主要戰略核?具的演進與美國核武技術的發展與政治評估息息相關,美國願意供應何種武器實非英國可以片面決定。其次,英國由於地理上距離前蘇聯太近,陸基定點式的飛彈基地在前蘇聯獲得中長程核?具後,存活率往往不如轟炸機或是海基?具。在有限資源限制下,如果要維持有效彈性及機動之核嚇阻能量,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艇可能仍是最適選擇。第三,在冷戰東西對峙之情況下,歐洲被視為核戰爆發的最可能地區之一。由於核戰之毀滅性與敏感性,西歐地區在美國的主導下雖然也部署了戰術型陸基中程或短程核子飛彈,但都必須處於美軍之直接管轄(custody)下。換言之,除了已退出北約軍事組織的法國外,西歐所有陸基核彈之使用都必須要經過美國之同意。尚不論其他沒有核武國家之反應,在北約共同作戰規劃下,即連正式擁有核武之英國,其陸基核子飛彈(大多所有權仍歸美國)之部?燒烤p及使用都被要求採取「雙重認證」(dual-key )模式。此種安排也直接造成了英國陸軍在歐洲大陸幾乎沒有戰略獨立性,陸基核子飛彈更是只有配合性之地位。在追求「前進防衛」(Forward Defense)、核武獨立彈性及與維持與美國良好關係之考量下,英國因此無法將戰略核武重心放在陸基飛彈上。最後乃牽涉到預算及資源的問題。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國防資源銳減。各軍種預算配額除了因應一般裝備更新之外,實無餘力再另撥經費用於核嚇阻?具之發展上。在見諸海軍被犧牲了其最愛的航艦計劃後,對陸軍來說,肩負戰略核武責任可能風光在外,不過卻不能滿足其他裝備現代化的實際需求。重視歐陸作戰規劃的英國陸軍顯然更願意將其資源投注在裝甲、攻擊直昇機及其他一般陸戰裝備而非受制於美國之陸基核子飛彈上。 最後,英國原本期待二次大戰後能有一段和平時期重建機會的期望隨著冷戰的爆發而破滅。在美援用盡、英鎊劇貶、出口表現欠佳以及國防預算年年減少的窘態下,面對兩超強之核武競賽,英國無力也不願為了滿足「國際三巨頭」(Big Three)的空名而將羞澀的有限預算投入核子競賽當中,這也是英國一直積極推動核子裁軍協議,包括一九六三年美、蘇、英三國「有限禁止核試條約」(partial Test Ban Treaty)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由於美蘇核武彈藥庫儲量的持續擴大以及自一九六○年代起持續深化的對美倚賴,英國無法再對於超強在相關核彈數量增減上有所置喙。為了拉攏美國,英國除了跟著美國路線走外,至多僅在禁試或禁止擴散的相關條約會議上表達支持態度。美蘇間最重要的核軍備管制談判,包括「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以及「削減戰略武器談判」(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 START)甚至均未能有英國參加。冷戰結束後,和緩的國際情勢讓英國政府對於核武之需求大為降低。除了至今仍未討論到後「三叉戟」時期新一代替代方案外,向來主張裁減核武的工黨政府更已將英國的核武能量降至核子五強之末,同時亦期望與支持美俄兩國能有更實質性的核裁減及管制協議。在實際作為上,英國在除役了空、陸軍戰術型核武後,目前則僅保留四艘「三叉戟」潛艦作為保持「最小嚇阻」(minimum deterrent)態勢之唯一核子能量。英國其他裁減核武之重要作為還包括:(一)英國將擁有少於二百枚核子彈頭,這個數字僅是前任保守黨政府所規劃的三分之二,爆炸力也僅存百分之三十。(二)現有四艘「三叉戟」潛艦艦載D5飛彈數目將降至四十八枚,未來並且不會再額外購置飛彈。這不僅只有前任保守黨政府所規劃的半數,也僅略同於「北極星」時期所攜帶之彈頭數目。(三)英國將僅維持一艘「三叉戟」潛艦「復仇號」巡航外海之規劃。(四)「三叉戟」飛彈一旦決定發射將會有長達數天之宣告期(notice to fire),期以避免不當錯誤。在冷戰時期這樣的宣告期往往只有數分鐘。(五)英國願意將「三叉戟」上的核子彈頭列為與其他核武國家談判裁減核武之主要內容之一。在可預見之未來,英國之核武彈藥庫將日益縮小。在後冷戰時期「軍事事務革命」抬頭之時,高科技精準武器廣受重視之時,做為國際裁軍的談判籌碼可能遠比實際軍事運用的機會來得多。未來將如何發展?且讓吾人拭目以待。 圖一、三叉戟潛艦「先鋒號」 (來源:英國國防部網站http://www.mod.uk) [1] Ian Clark and Nicholas J. Wheeler, The British Origin of Nuclear Strategy 1945-1955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89), p 新成屋.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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