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獨立路線圖(中) 達賴喇嘛 2. “官僚集團的民主性”不過,人們免不了奇怪,專制政權的特點是上級決定下級,雖然官僚追求自身利益或部門利益,但是高端當權者對下屬部門不顧全局的行為,為何會聽之任之,不進行干預和統籌領導呢?這裏不設想專制者昏聵的情況,雖然在專制歷史上,被虛假資訊包圍的專制者落入昏聵遠高於其保持明智的可能性。然而更能反映中國權力體系本質的,卻是專制者即使明智,也無法扭轉下屬部門共謀形成的局面。這是因為,在專制體制中,專制者的決策只有通過官僚體系進行具體操作才能貫徹。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專制權力對外雖可以絕對專制,對內卻存在專制失效的可能。只有在不損害官僚集團利益的前提下,專制者才有對官僚集團一言九鼎、說一不二的專制性,而只要損害官僚集團利益,官僚群體就會共謀合作,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把專制者的決策架空,使之無法推動和落實,這時,專制權力的專制性就大打折扣。我把這種狀況稱為“官僚集團的民主性”。無論是在古代王朝還是近代的專制政體,“官僚集團的民主性”都廣泛存在,它不會體現於制度和程式,只是以官場潛規則的方式發揮作用,是一種物競天擇演化形成的機制。官僚之間在具體問題上有競爭,總體卻是相 苗栗旅遊互聯合的共同體。他們對自身利益的得失極其敏感,精於謀利,容易形成共識,而且無需串聯和組織,利用現成的官僚體系就能默契地共謀,達成相互庇護,成本低,風險小。因此,專制者要想讓自己權力得到貫徹,便需要順應這種“官僚集團的民主性”,滿足(或至少是不觸犯)官僚集團的利益,才能使官僚集團成為得心應手的工具,而不是陽奉陰違的對抗者。當然,歷史上也出現過力圖對官僚集團說一不二的專制者。那除了需要具有特殊權威,還必須使用極端手段——如啟用野心勃勃的新人充當酷吏,對官僚集團進行清洗,以肉體消滅的恐怖進行懾服。然而那種手段只是見效一時,飛揚跋扈的酷吏幾乎都無好下場。暴君終歸要死,或是清醒過來就會明白,以利益收買而不是恐怖威懾更能換取官僚集團的效力。對於多數只求利益和權力的專制者,達成與官僚集團的分肥,自己清閒地坐車,讓官僚們奮力地自覺拉車,豈不比與官僚集團南轅北轍地較勁要省心和實惠得多嗎?即使以毛澤東對中共官僚體系的權威,在他要開展觸及官僚集團的運動時,甚至無法在他居住的北京發表一篇文章,可見官僚集團的能量有多大。毛最終採取的方式是越過官僚集團,直接號召底層民眾造反,摧垮阻礙他意志實?燒烤{的官僚集團。那種被命名為“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史無前例和登峰造極的,最終卻歸於失敗,原因就在於毛也離不開官僚集團。文化大革命可以摧毀舊的官僚集團,但仍然需要建立新的官僚集團來為他貫徹權力。而不管什麼官僚集團,最終都會演化成利益集團,“官僚集團的民主性”也就會起作用。毛澤東最終只能無奈地退到以“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恫嚇,把他的文化大革命降低到酷吏來使用。在文革中吃了大虧的官僚集團就此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他們決心不允許再出現專制領袖可以摧毀官僚集團的情況。毛後幾十年中共推行“党的建設”、“發揚黨內民主”等,說穿了就是在加強“官僚集團的民主性”,保護官僚集團不再受領袖傷害。而中國改革的主要內容——權力下放,本質也是讓官僚集團分掌更多權力。至今,中共內部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制約機制,官僚集團也有了相當充分的能力,既不允許再出現酷吏式的黨內清洗,也不允許再有文化大革命那類群眾運動,甚至不再允許黨內出現可能導致分裂的路線鬥爭。今天,中共黨內的高層權鬥比歷史任何時期都弱,權力交接也有了一定程式化,其深層原因,就是這種“官僚集團的民主性 ”在起作用。這是一種本質性的轉變。在意識形態至上的時?21世紀房屋仲介N以訴諸路線鬥爭進行的高層爭權中,官僚們只能處於被動狀態,選擇跟隨不同路線的代表人物,然後隨代表人物的沉浮而沉浮。而當維護執政和獲得利益成為中共的主要目標時,執政的具體操作者和利益的主要承載者——官僚集團就變成了黨的主體。失去了意識形態背景的黨內鬥爭變得名不正言不順,從而不再有合法舞臺。隨著“官僚集團的民主性”進一步加強,不利於集團整體的黨內鬥爭將在相當程度上被聯合起來的官僚所遏制。這時的中共將變得比以往更少分裂,更為務實。高端當權者不再是以往那種淩駕于官僚集團的獨裁者,而是變成了官僚集團利益的協調人與代言人。這時的高端當權者只有通過為官僚集團爭取利益最大化,才能交換官僚集團的支持,坐穩自己位置。官僚集團熟悉政權機器,善於經營,一旦建立了制約高端當權者的機制,便一定會將其盡運用到極致。他們可以在無形中決定高端權位的起伏、人事更替、政策導向等。而只要他們具有了這種能力,就不會僅限於避免發生黨內清洗或文革,而是擴展到避免對自身的任何不利,以及盡可能地用於為自身謀取更多利益。因此,把所謂的“黨內民主”看做是中國民主的步驟,完全是看走了眼。“黨內民主”只是古已有之的“官僚集團民主性”的別稱, 膠原蛋白同中國民主與人民民主毫無關係。3. 西藏問題何以無解明白了“官僚集團的民主性”及其在中共黨內的作用,就可以看出中國現行的西藏政策為何不會改觀。它牽扯十三個省部級以上的涉藏部門,或者說二十四個省部級以上的“反分裂”部門。瞭解中國情況的人都知道,採取“瞞上欺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個拖字定乾坤”等手段,哪怕只有一個省部級單位不執行中央決策,中央無可奈何的情況都不鮮見,何況二十四個部門結成聯盟。相對於毛澤東和鄧小平,今日中共領導人的權威性無法相比,既缺少資歷和功績,也沒有卡裏斯瑪人格(依靠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質吸引追隨者的能力)。他們皆為官僚出身,在官僚體系浸淫多年,熟知官場規則,從逆向淘汰的官僚階梯循序爬到高位,何嘗不知道官僚集團的手段厲害?他們是否想走不同路線且不論,即使想,很可能也得知難而退。他們本質上不是領袖,只是到達了頂峰的官僚,幾乎不會有超越性,全部目標就是掌權,不越雷池一步。因此,在毛、鄧那類獨裁者身上可能發生的決斷與自我轉變,對他們難以指望。這次西藏事件發生後很長時間看不到中共高端的動作,全憑“反分裂”部門自行處理,成為此次事件的特殊之處。二十四個 “反分裂”部門涵蓋權力的各個方面,印把子 小型辦公室、槍桿子、筆桿子一應俱全,相互構成決策、執行和協作的完整鏈條,即使沒有高端領導人主持,也能自我協調,自行運轉。除此之外,今日中共還落進了一個自設的陷阱。從革命党蛻變成權力集團,作為權力核心的主權以及維護主權的民族主義成為唯一具有實質性的意識形態,舉國體制進行的灌輸與不厭其煩的改寫歷史,使中國人普遍確信當年中國以帝國方式佔領的領土“自古屬於中國”。這種狀況使得“反分裂”官僚們佔據了“政治正確”的位置,擁有民意支持,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反分裂”既可以被他們當作盾牌,又可以被他們當作武器——無人敢對他們表示異議,他們卻隨時可以發動進攻。二十四個“反分裂”部門的聯盟,加上佔據了唯一具有實質性的意識形態高地,使他們能量十分巨大,甚至有能力啟動“黨內民主程序”進行政變,以捍衛國家主權不力的名義罷免跟他們不一致的高端領導人,而且很容易贏得黨內黨外的民意支持。因此,把權力視為一切的中共領導人在這種威脅面前,為了不被政敵抓住把柄,避免民眾輿論的攻擊,總是會甯左勿右,而不會採納可能使自己地位受威脅的新思維。即使他們心裏清楚如此下去會有更大危機,能做的也只是把危機發生時間盡可能後推。中共領導人從終生制改為輪流坐莊制,表面是一種進步,實際?代償o導致在臺上者寧願“擊鼓傳花”,只保自己任內平安無事。至於把危機推到後任爆發,那就與己無關了。因此,國際社會敦促中國領導人與達賴喇嘛會面,達賴喇嘛希望繞過中間層次直接與中共領袖交流,藏人精英給中共高層寫信懇勸,在我看都是沒有認清真正的決定因素。西藏問題如何解決,並非中共高端可以獨斷。雖然在特殊情況下,中共高端可能對西藏問題進行某些特殊處置,但那只會停留在策略層面,不會觸動實質。知道了“反分裂”勢力在中國權力結構中佔有多麼重要和廣泛的位置,就可以清楚,指望靠中共領袖個人(即使是再開明的領袖)解決西藏問題,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三、 西藏如何走向獨立1. 流血與獨立“反分裂”官僚集團堵塞了在中國內部解決西藏問題的出路,持續產生的矛盾只能不斷積累和發酵,最終把西藏推到爭取獨立的方向。不過,很多人會認為西藏與中國實力相差太過懸殊,即使西藏全民族都為獨立而戰,也不可能達到目標。如果孤立地看西藏和中國,並且靜止在目前的力量對比上,的確是這樣。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西藏和中國都要很大程度受國際影響,中國的強大也非永遠不變。近年獨立的東帝汶和科索沃在力量對比上都處於相當弱勢,卻都實現了獨立目標。與他們相比,西藏獨立的可能性不會更小。東帝汶和科索沃之所以能夠 褐藻醣膠實現獨立,決定因素是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支持。之所以兩地獨立得到這種支持,很大原因在於兩地人民遭受的人道災難(至少桌面上的理由如此)。在人權高於主權成為國際社會共識時,種族矛盾導致的仇殺會成為民族獨立被認可的主要根據。西方社會早就認為西藏發生過大規模人道災難——藏人非正常死亡人數被認為接近百萬,西藏寺廟曾遭盡數摧毀……在這種基礎上,未來西藏發生的人道災難即使沒有東帝汶、科索沃那樣慘烈,也足夠讓西方支持西藏獨立。西藏未來會不會再發生人道災難?可能性是很大的。這次西藏事件被鎮壓下去,卻不等於就此了結,反而成為下一次更大爆發的起因。如同這次事件比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薩事件規模更大,下次爆發會比這次規模還大。這並非是無根據的猜測,我甚至能預言下次爆發:把其他可能的爆發撇開,至少在達賴喇嘛去世時,如果西藏問題仍未進展,達賴喇嘛也沒能回到西藏,大爆發是一定躲不過去的,境內藏人會全面起事。中國鎮壓機器根本無法防範,因為資訊時代已無法封鎖達賴喇嘛去世的消息,而藏人起事也無需其他串聯,消息本身就足以讓各地藏人不約而同揭竿而起。領袖去世引發大規模民眾抗議,中國有過一九七六年周恩來去世導致的四五運動,有過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導致的六四事件,其震盪都導致中國歷 591史發生改變。設想達賴喇嘛去世引發西藏大動盪決不是危言聳聽。稍微瞭解西藏就會知道,達賴喇嘛的命運是每個藏人心頭的傷口。作為西藏宗教至高無上的領袖,活在現實的菩薩,達賴喇嘛放棄了西藏獨立,只求以高度自治保存西藏文化和宗教,如此謙卑換得的卻是羞辱,至死不能回到家鄉,不能和終生等待他的人民與信徒見面,就此永別,這種痛是無可比擬的。達賴喇嘛在世時,不論有什麼挫折,藏人總還有希望,一旦他去世,希望變成絕望,仇恨壓過恐懼,爆發一定非常激烈,“西藏獨立”也將從目前的口號成為切實的運動。當然,僅靠示威不能實現西藏獨立,畢竟中國軍警總數接近藏人的總人口,而且是以毀滅性武器對付赤手空拳。但是悲憤的藏人絕非輕易可以鎮壓。所謂“一人拼命,十人難敵;萬人必死,橫行天下”,何況藏人有六百萬。那時中國當局將不得不再次乞靈於種族主義(信仰崩潰的中國再無其他意識形態),煽動以漢人為主的中國軍警大開殺戒,同時鼓惑中國民眾支援“反分裂”的屠殺。很多藏人會在那個過程失去生命,但是民族獨立之路往往正是鮮血沖刷出來的。鎮壓不一定會使藏人退縮,他們甚至可能主動迎接暴力。一方面西藏傳統宗教的苦行觀念會提供這種動力,一方面非暴力抗爭也有這種內涵。流亡藏人居住的印度是非暴力抗爭的發源地。被譽為聖賢的甘地正是號召他的 酒店工作追隨者要“學習死亡的藝術 ”。按照一些分析者的解讀,甘地主張的並非是對施加於己的暴力不反抗的“消極非暴力”,而是要去主動挑起對方的暴力施加於己,才能“通過自己承受苦難達到改革的目的”(甘地)。對持有這種理念的西藏獨立者而言,中國對藏人的屠殺正是能夠獲得國際社會支援西藏獨立的歷史機會,因此不是要力圖避免,反而應該有意加以運用,甚至會期望中國的屠殺夠得上種族清洗的規模,才會調動起國際社會最大的同情與支持。從西藏獨立者角度,這並非是無視藏人的生命,而是在實踐甘地所述的非暴力抗爭之核心——“把生命奉獻給自己認為是正當的事情”。藏人的血流得越多,國際社會對西藏獨立的支持就會越強。由此來看,中國的武力鎮壓不但將是失效的,而且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在幫助西藏實現獨立。發生種族流血衝突和出現種族清洗的災難,是種族間無法共存的證明,是促使國際社會出面對受迫害民族進行庇護,繼而支持受迫害民族建立獨立國家的主要理由。而按照中國“反分裂”官僚集團推動的邏輯發展下去,未來西藏難以避免發生這種災難。那時,西藏實現獨立所差的就只剩最後兩項條件,一是西方國家出面推動西藏獨立,並且承認西藏的國家地位;二是中國自身陷入動盪,不再有對抗西方和鎮壓西藏的能力。 西藏獨立路線圖(上)...... 西藏獨立路線圖(下).... 東森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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